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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导航：1、开封市历史人文简介：夏朝与开封华夏文明2、开封市历史人文简介，开封地区传统地名中蕴涵的考古学信息考释

1、开封市历史人文简介：夏朝与开封华夏文明

作者：韩鹏

夏朝，是继五帝之一的唐尧、虞舜二帝后，在上古九州之一的中州、即冀州建立中国天下后，以禅让的方式传承的又一个华夏文明社会新形态，也指中国古代王朝社会家天下的开始，又是炎帝黄帝氏族血缘、宗亲和中央氏族邦国文明的发展和延续。

"华夏文明"，是自上古时期人文始祖伏羲开辟人文天地以来，中国文明、进化、发展的代表性标志。华，最早是指华胥氏，是华夏人文始祖伏羲之母，是华夏先民和华夏文明的前期孕育者。现代古文字学家、诸子学家顾实在《华夏考源》一文中，认为“胥、疋、雅、夏古字相通，华夏即华胥也。……华胥特为华夏，遂为吾种族之名”。夏，与华意通，也指华胥氏和天地万物孕育生成长、由小到大最佳繁衍的季节，是万事万物年年岁岁循道顺时、发展壮大最美好的时光。因此，华夏具有华胥氏后裔子孙繁衍生息、枝繁叶茂、民族壮大、人文灿烂的历史文化含义。

由于伏羲肇始的太极八卦九宫图文化，是划分上古时期九州之一中州、豫州、冀州的历法依据，而中州豫州、冀州，是天下居住生活最舒适、安逸的地方，也成为包括尧帝、舜帝、夏禹在内的三皇五帝选择建都的天地之中、中土、中央、中国。因此，华夏也具有中国的本质含义。

中国 “古史辨”派认为，“华”与“夏”古字相同，“华”即是“夏”，“夏”即是“华”。故华夏之“夏”，一为中国人说，夏字象舞蹈者; 二为大禹治水说，夏字象农夫治畦；三为图腾族徽说，夏字象蝉或爬虫类动物； 四为夏水、赤水说，族名取自南方的水名，而四季之夏，为四方的南方，四象的赤（朱）雀，四水的赤（鸿）水，也称鸿沟之水。因此，夏朝起源于赤水、鸿沟之滨；五为华阳说，华为华胥氏居住的昆仑山，也称华山，昆仑山和华山的南部阳地，也称华阳，是夏人居住建都之地。六是夏国说，先有夏伯建王都于夏阳之城，即阳城，后有夏族、夏人之称。这些认识都与“华夏”的本义相吻合。

对此，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著名学者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说： “大略说我国古代以‘夏’为族名，以‘华’为国名。又说‘夏’从夏水得名，“华’从华山得名。”华山，本应指华夏人文始祖伏羲女娲合婚，孕育华夏先民的昆仑山。而昆仑的本义，就是阴阳不分，天地混沌、混沦的太极，因此，昆仑山也称太极山；又因太极文化为华夏人文始祖伏羲肇始，昆仑山、太极山也称伏羲山。而唐尧虞舜居住建都的九州中州、豫州、冀州，本与昆仑山、太极山、伏羲山以及夏禹继承尧舜冀州、中土，所建夏朝、夏都、阳夏、阳城、夏人居住在统一地域。西汉礼学家戴德《礼记·檀弓》记载：“负夏，又名阳夏，在开封“。

春秋时期史学家左丘明 《左传》记载：“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因“裔”和“夷”人，都是东方青龙氏伏羲的后裔，即东夷人，是不同历史时期华夏民族的分支，而华夏则是他们共同的人文始祖三皇五帝的居住和建都之地。因此，唐朝经学家孔颖达注解：“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又注解：“华夏皆谓中国，而谓之华夏者，夏，大也。言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也。”

中国古代辞书之祖《释诂》也认为：“夏，大也。”故夏禹也称大禹；大国也称夏朝、或夏华。夏、华、华夏，均为中国之义也。东晋豫章内史梅颐《伪孔传》认为：“冕服采装曰华，大国曰夏”，“华夏”的“冕服采装”，自古出自养桑蚕、善纺织、作衣裳的上古空桑之地，而蚕神娘娘、织机女神，就是出生在空桑，与黄帝在战国大梁成婚的炎帝孙女、西陵氏嫘祖。

故唐代王鹳《广黄帝本记》、北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南宋无名氏《轩辕黄帝传》、元代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均记载：“黄帝娶西陵氏于大梁，曰嫘祖，为元妃。生二子玄嚣、昌意。”

西陵是华夏母系氏族酋长西王母居住之地，位于昆仑山、即华山的西部，与东王公、东皇、天皇伏羲居住地昆仑山，即华山的东部相对应。

这就是昆仑山、华山被华夏民族称之为华夏文明发源地，是万祖之山、万山之祖的历史原因所在，也是夏禹称王建都在昆仑山、华山之阳地，即阳城，今开封禹王台的地理方位所在。故自战国史书《世本》以来的多部史典均记载：“夏后居阳城，本在大梁之南，于战国大梁魏都，今陈留浚仪是也。”阳城，即夏朝大禹、魏国惠王在开封逢泽北部阳地（水北为阳）的禹王台上，乘夏车、称夏王、建宫室之地。

在古代华夏文明含义中，华夏是以服饰华采之美为华；以疆界广阔与文化繁荣、礼仪道德兴盛为夏。故“华”字有美丽的含义，“夏”字有盛大的意义，“华夏”本义即有文明的含义。

华夏文化，在现实中的实体展示就是服饰、礼仪、经典；华夏文明是伏羲女娲、炎黄血统、诗书、礼仪、文化和中华疆界统合在一起的实体。故唐代封建刑事法典《唐律名例疏议释义》认为：“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

华夏文明的思想核心是道法自然、神道设教、礼乐教化，严华夷之辨，推崇仁义礼智信五帝五德。易学中道法自然的思想理念，是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根本，是伏羲肇始太极八卦文化的不同表述形式，是华夏民族文字、文明和文化的起点。

“华夏”，一般作为代称中国，相传在大约五千年前，黄河流域下游首端的昆仑山上的河济二水之间，分布着伏羲女娲繁衍的许多部落，比较重要的后裔有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等。

炎、黄两部落融合成的“华夏”，即为“炎黄子孙”。黄帝是五帝之首，也有华夏始祖之称。黄帝之后，最著名的帝王有唐尧、虞舜、夏禹等圣贤。夏禹为夏后氏部落领袖，姒姓，又称夏大禹。尧舜时期，大禹治理灉水、睢水，即鸿沟、汴水和睢水等六河有功，继位于舜帝，当了九州各部落，即天下的共主，成为中土、中州、中国的第一个王朝的夏王，也为夏杼等六世夏王建都开封老丘约216年，奠定了物质、地理和文化基础。

2、开封市历史人文简介，开封地区传统地名中蕴涵的考古学信息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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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开封为八朝古都，是国务院首批命名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传统地名是地区历史文化的标签。今开封地区的许多传统地名中都蕴涵着重要的考古学信息，这些信息，有的可以与相关历史文献相对应，有的已经考古验证。应对其进行准确的判读和研究，探讨地名的称谓特占与地名背后所指向的重要考古学遗址之间的关系，找出其中的规律，为开封地区的考古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开封；地名；遗址；考古学；信息

现在的许多地名都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地名或源于当地的地理地貌、文物古迹，或源于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著名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重大的社会经济活动等。看似简单的地名，往往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可谓是“活化石”、地区历史文化标签。地名反映了该地区人文群落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今开封地区的许多传统地名都和本地的重要遗址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探讨地名的称谓特点与其所指向的考古学遗址性质之间的关系，的确有规律可循，如带“都、京、城”等字的地名常关联古代城址，带“岗、台、丘”等字的地名多关联古文化遗址，带“河、湾、堤”等字的地名关联古河道遗址，带“门”字的地名关联古代城门遗址，带“坟、岗"等字的地名关联古代墓葬，等等。本人曾长期工作在开封市文物考古第一线，对开封地区的地名，对开封地区不同地点、不同时代的考古发现较为熟悉。本文拟结合文献记载与相关考古发现，对开封地区的一些传统地名进行考释，进而揭示出这些传统地名背后的重要考古学信息，旨在为开封以及国内其他地区考古工作的开展提供一些参考。

一、带“都、京、城”等字的地名背后的古代城址

开封位于黄河冲积大平原的西部边缘，即华北平原与黄河平原的交接地带，东北离渤海约500公里，西距豫西丘陵不过50公里，地势坦荡，土层深厚，适于农牧。由于其地理环境优越，交通便利，所以自古以来就被人们视为建邦立业的首选之地，即所谓“夷门自古帝王州”。历史上，共有八个朝代在开封建都。其他时期，开封也都作为重要城市而存在。今开封地区遗留有很多古代城市遗址，包括都城遗址这些遗址范围内及其附近的村庄往往以都、京、城”等字命名。

“国都里”：开封县杜良乡北部有一村庄名叫；国都里，位于今开封城东北约20公里处，相传因夏代都城曾设在此地而得名。根据这一点，再结合有关史料，学术界多数人认为，“国都里”村及其附近应是夏都老丘所在地。

最早在今开封境内建都的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文献记载，在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的400余年间，夏的都城曾多次迁徙。《古本竹书纪年辑证》载：“禹都阳城······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常相即位，处商丘······相居斟灌······帝宁居原，自（原）迁于老丘······胤甲居于河西。”《春秋地理考实》云：“今河南陈留县北四十五里有老丘城。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亦说：“老丘，当在今开封市东南，陈留镇东北45里。”以上记载，均与“国都里"村的地望大致吻合。1989一1990年，在对与“国都里”相距不远的杞县段岗、朱岗、牛角岗的三处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大量属于夏时期的二里头文化遗物。可见，最晚在夏代晚期，开封东南一带已被纳人夏的版图。这次考古发掘的成果似可旁证上述推测和文献记载。1993年秋，开封市文物工作队在“国都里”村周边数十平方公里范围内进行了专题考古调查，并在重点区域进行勘探，以期找到老丘遗址。但由于“国都里”村一带属于典型的黄泛区，淤沙沉积较厚，考古钻探工具达不到相应深度，因此未发现老丘遗址的直接线索。

“刘京寨”：“刘京寨"位于“国都里”村正北约1.5公里处，连霍高速公路南侧。1998年春季，为配合连霍高速公路“商（丘）开（封）”段建设，开封市文物工作队接受任务，在这一地区开展了文物勘探工作。文物工作队在刘京寨村中部曾探明一处规模较大的古文化遗址，部分探孔的底部距地表12一13米，出土有显具夏、商时期文化特征的残碎陶片，这无疑为以后在该地区附近寻找夏都老丘遗址提供了重要线索。“刘京寨”村名中的“京"字，加之“国都里”村名中的“都”字，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遥远的“老丘时代"，联想到那个辉煌了200余年的京都。

“古城村”：“古城村”位于今开封市祥符区朱仙镇东南约3公里处，北距开封城区约25公里。“古城村”源于春秋时期郑庄公所筑“启封城”。郑庄公时期距今2700多年，而开封的建城史最早可追溯到郑庄公时期，这说明，开封的建城史有27m多年。当时，郑庄公在郑国的东北边陲修筑城堡，取“启拓封疆”之意，将该城堡命名为“启封”。1984年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了启封故城的部分遗迹。1986一1987年，开封文物工作队在古城村附近探明了启封故城遗址。遗址东西略短，南北稍长，呈不规则梯形，周长约3300米。由于黄河多次泛滥和兵火侵袭，故城的东、南、北三墙已淤没于地下数米，只有西墙的部分墙体还保留在地面上，残高约6米，宽近30米，夯层、夯窝仍清晰可见。遗址范围内发现了一块北魏墓志砖，其铭文中两次出现“開封”字样。该墓志砖是目前发现的最早显示“开封"字样的实物，可谓弥足珍贵。

汉初，因避景帝刘启名讳，故改启封城的“启”为“开”，这便是今开封名称之由来。启（开）封城前后共存在了1000余年。唐延和元年（712年），开封县治移至汴州（今开封），开封县与城中原有的浚仪遂一同成为汴州附郭县。此后，故城渐废，终变为今日之“古城村”。

“土城”：今开封城西万胜路北侧，东与开封市第二中医院相对有一城中村，名“土城”，它因位于著名的北宋东京外城西墙遗址上而得名。

北宋东京外城始建于五代后周时期。后周显德二年（955年），世宗柴荣颁诏兴建新城：“东京华夷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而都城因旧，制度未恢，诸卫军营，或多窄狭，百司公署，无处兴修。加以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络绎无穷。僦赁之资，增添不定，贫乏之户，供办实难。而又屋宇交连，街衢湫隘，人夏有暑湿之苦，居常多烟火之忧。将便公私，须广都邑，宜令所司于京师四面，别筑罗城。”世宗所建之“罗城”，周回48里233步，围绕原来的唐汴州城而建，为了与汴州城相区别，号曰外城，也称新城。北宋定都开封后，并未改变后周时期的城市格局，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增筑和修葺。特别是外城，考虑到它是东京城军事防御的首要屏障，宋神宗时期还增筑了瓮城、敌楼、马面等城防建筑，完善了其军事防御功能。

现已探明宋东京外城遗址的位置：宋东京外城城墙的四边与今开封城墙的四边基本平行，东西略短，南北稍长。其西墙基自南向北经五顷四村、南郑门村、土城村、堌门村一线，北至今开封市林场北的护城堤处，全长7590米，方向为北偏东约10°。文物队在西墙南段开挖了探沟，对墙基进行了重点解剖。经解剖可知，外城墙基全部用夯土版筑而成。“土城"名称中的“土”由此而来，“土城”村命名的真正原因即在于此。

二、带“岗、台、丘”等字的地名背后的古文化遗址

古人居住的地方常称“丘”或“邑”。丘、邑一般都建在向阳的高坡上，这样的地方阳光充足，有利于身体健康，而且便于躲避水患，确保生命和财产安全。另外，居住地还要临近水源，这样方便人们饮食洗漱。居住在平原地带的人们自然无“丘”可依，但他们会择地筑台将房子垫高，这些高台通常叫做“丘”“冈”“岗”“京”“台”等。《诗经·大雅·灵台》就记载了周人建筑灵台的情况：“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此即学术界所说的“高台文化”。当年，夏后杼迁都后，以“老丘”命名新都，大概就源于所谓的“高台文化”。于是我们可以认为过老丘，就是人们在原来的高地上又用土堆筑起来的高台”。

开封的地形是典型的平原，它处于黄河冲积平原上。黄河是举世闻名的“地上悬河"，它从上游特别是黄土高原一带携带大量泥沙进人广阔的华北平原。进人平原后，由于地势平坦，流速降低，泥沙便大量沉淀下来。这种现象在一马平川的开封尤为明显。清代河督靳辅在《治河奏绩书》中说：“开封之境皆浮沙，河流迅驶，一经溃决，如奔马掣电，瞬息数百丈，工程必大，而下埽更难。故前代河决之患，此地常十居七八。”“黄河之水，从来裹沙而行。水大则流急，而沙随水去。水小则流缓，而沙停水漫。沙随水去，则河身日深，而百川皆有所归。沙停水漫，则河底日高，而旁溢无所底止。”历史上黄河多次泛滥，洪水挟带的泥沙大量淤积，改变了开封地区的地貌，许多历史上的“高台"逐渐变矮甚至被淤埋于地下。这些藏而不露的“高台”成为古文化遗址尤其是早期考古学文化遗址的主要分布地，遗址附近的村庄也常用“丘”“冈”“岗”“京”“台”等字命名。

在今开封杞县，人们用“一溜十八岗”一句来概括当地村名的特征，意指当地许多村名中都有一个“岗”字。在今杞县境内发现的早期考古学文化遗存也大多分布在这些带“岗”字的村庄周围。1989年和1990年秋季，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与开封市博物馆、杞县文管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在杞县境内试掘或发掘了段岗、鹿台岗、朱岗、牛角岗和竹林五处遗址，其中，仅竹林一处遗址不是以“岗”命名的。

段岗遗址：位于杞县高阳乡段岗村北，为一慢坡状高地，东临杞沙公路，北距县城约6公里。我们发掘前，遗址南半部已遭严重破坏。遗址保存范围为东西宽200米，南北长400米。1989年9月至11月的首次发掘分两个区进行。第一区在遗址中部略偏西，开探方12个（探方规格为5×5平米，下同），文化层厚约1.5米，主要为东周文化层。第二区在遗址北部，距第一区50一80米，开探方14个、探沟两条（探沟规格为2×10平米，下同），文化层厚约2米，含有龙山、二里头、商代和东周文化层。1990年10月至11月的第二次发掘仍在第二区进行，开探方12个。两次发掘面积共970平米，发现龙山、里头、商周时期的灰坑共75个，灰沟3条，残房基1处，墓葬2座。

朱岗遗址：位于杞县城东约3公里处，朱岗村边，北距惠济河约1.2公里。遗址原为一处东西长约75米、南北宽约40米的坡状台地，后因村民长年取土而成为一片洼地，黄土裸露，文化层被毁坏殆尽。1989年秋季，在发掘段岗遗址的同时，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清理试掘，共清理出含二里头文化的灰坑9个，获得了一批实物资料，其中，二里头文化陶器为大宗。

牛角岗遗址：位于杞县西南10公里处，高阳乡牛角岗村北，与段岗遗址相距约4公里。遗址原高于现今地表约2.5米，也是因村民长年取土而遭破坏。发掘时，生土层与毁坏殆尽的文化堆积相间，裸露在外。1989年秋在试掘朱岗遗址的同时，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清理试掘，共清理出残破灰坑15个、残房基址1处，出土了一些以反映二里头文化为主的实物资料。其文化面貌与段岗遗址、朱岗遗址的同期文化面貌类似。

鹿台岗遗址：位于杞县裴村店乡鹿台岗村西部，西距县城约12公里。遗址为一高出周围地面2一3米的缓坡状台地，其南约500米处有惠济河自西向东流过。遗址范围为东西宽约120米，南北长约150米。遗址北高南低，遗址中心被村小学所压。1989年10月，联合考古队在此进行试掘，开挖探沟3条，发现了龙山、先商、岳石、商代及东周时期的文化遗物，其中，先商文化和岳石文化的发现尤为重要。1990年8月至11月，考古队在此进行了正式发掘，开探方20个，总发掘面积521平米。鹿台岗遗址文化层堆积丰富，最厚处达6米，一般厚2一3米，计发现灰坑102个、灰沟7条、房基址17处、祭祀性建筑两组，收获了一批龙山、先商、岳石、商及东周等不同时期的文化遗物。

可见，在遥远的古代，生活在今杞县境内的先民们大多居住在高“岗”之上。这些所谓的“岗”和开封县境内的“老丘”，应该有大致相同的地貌特征。

“繁台”“鼓吹台”：位于今开封城南的繁塔建在“繁台”之上，禹王台公园里有“鼓吹台”遗址。“繁台”和“鼓吹台”都是开封的名胜古迹，“繁台春色”是著名的“汴京八景”之一，“鼓吹台”因春秋时期的大音乐家师旷常在此吹奏乐器而名扬天下。

三、“河、湾、堤”背后的古河道遗址

今日开封誉称“北方水城”，这是有历史渊源的。古时开封河湖众多，水道四达，森林繁茂。战国时期，魏惠王迁都大梁后，曾在开封附近开凿鸿沟；隋炀帝开通的大运河，贯通开封地区全境；北宋时期，穿东京城而过的河道有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四条，其中汴河、蔡河、五丈河皆通漕运，曾被太祖喻为“京都三带”。金、元之后的历次黄河水患，河道总是首当其冲。这些河道逐渐被泥沙淹塞淤平，最终在明、清之际几乎荡然无存，在地面之上基本看不到了。如今，建在这些古河道遗址上或古河道遗址附近的村庄、街道，人们常常以“河、湾、堤”等字命名之。

“后河街”：位于今开封城区中山路以西、大纸坊街南侧，西与延庆街相交。1984年8月，开封市市政工程公司要在中山路中段埋设大型下水管道。开封市文物工作队在先期文物勘探中，在“后河街”东口的中山路地面下探明了唐、宋时期汴河上的古州桥遗址，并挖出了桥面和拱圈，清理了桥孔中的淤泥，对桥址进行了初步考察。州桥遗址位置的确定，为寻找汴河遗址提供了重要坐标。1988年，在州桥遗址东西两侧开展了重点文物勘探。在“后河街”东西一线地面下6.5一12米处，发现有汴河河床底部沉积淤泥，且较为普遍。

“后河街”名称的由来，亦和历史上的汴河有关。据《开封市鼓楼区地名录》记载：“宋时汴河流经此处，东有州桥，西有浚仪桥，明代称‘臭河儿’，后逐渐形成街道，名后河街”。《开封市地名词条选编·二》记载更详：“（后河街）系汴河故道，几经黄河水患淤积成沟，明代称臭河儿，后建房成街。”其后附的调查材料中说：“后河街，西起延庆街，东至开封皮鞋厂（今三毛时代购物广场）后墙，长271米，宽8.5米，沥青路面。新中国成立前有一条又窄又臭的小河，后来群众陆续在两岸搭起席棚，盖草屋，河沟逐渐填平，形成街道。因为这条街在中山路的西面，南、北是小、大纸坊街，因位于这三条街的背后，又是一条‘死街’，群众就起名叫后河街。”

“胭脂河街”：位于今开封城区自由路南侧，西与“后河街”隔中山路相对。其名称由来，也和历史上的汴河有关。“明代汴河支流经此，后河床淤积，河水变浅。据传，当地回民较多，宰杀牛羊，血水倾人河内，水呈胭脂色，称胭脂河。后河床淤平成街，故名。1993年，开封市文物工作队在附近区域配合基建进行考古勘探，探明了汴河故道的一段，并初步界定了宋代汴河上相国寺桥遗址的位置。

“干河沿”：位于今开封城区东南。在今开封军用机场跳伞塔的北侧有一村庄名曰“干河沿”，系因位于蔡河故道岸边而得名。《开封名胜古迹散记》载：“（蔡河）经繁塔西方，由陈州门西边的‘普济水门'流出外城，东南经过今之干河沿村、赤仓村、万隆岗村、大关头村、小关头村，流入颍淮。”据该村现存的一块石碑记载，此村建于清乾隆年间，已有200多年历史。据走访村内的长者得知，因为当年建村时，这一段蔡河已完全淤塞、干涸，故取村名“干河沿”，旧时多写做“乾河崖”。

“横船湾”：《开封名胜古迹散记》漏掉了蔡河故道边上的另一个村庄，那就是位于今开封市区东南约7公里处、西临护城堤的“横船湾”村。该村因位于蔡河故道一个拐弯处的岸边而得名。据考证，“横船湾”村原叫徐有村。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黄河决口，村庄被洪水淹没。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九月黄河再次决溢，浊流顺蔡河向东南流去。河道转弯处落淤尤甚，而徐有村正处于蔡河转弯处附近，故水退后，附近河道变得又浅又窄。据传，当时有一艘大船航经此处，搁浅，横在了那里。后来，附近居民就以船代桥，来往通行，徐有村这一村名也逐渐被“横船湾”所取代。

“汴河堤”：位于郑开大道南、开封市第十八大街西侧。2012年，为配合“大运河”申遗工作，开封市文物工作队在开封城区以西开展了大规模专项考古调查，“汴河堤”村就位于本次调查所探明的汴河故道遗址南侧。

除了以上地名外，开封地区与古河道遗址相关的地名还有“斗门、坝、闸”等。

北宋时期的汴河、蔡河等河流，枯水季节，水少河浅，夏秋时节则常涨溢。当时为了保证漕运通畅，在流人京城的汴河、蔡河上下两段修建了许多斗门、坝、闸、堰等水利工程，“依时开闭，调停水势，应接纲船，不令邀滞”。如今，这些设施早已荡然无存，但其遗址附近的村庄则多用“斗门、坝、闸”等水利设施的名字命名。

“斗门”：今开封市金明区金耀路以南、第十大街以西有一村庄名叫“斗门”。该村周围还有三个村庄分别叫做“王斗门"“孙斗门"和“田斗门"，这些村庄均位于已经探明的汴河故道沿线，其名称应该都和汴河上的斗门遗址有关。

明李濂《汴京遗迹志》中记有许多闸的名称及地点：“小木闸，在里城外之东南；惠济闸，在陈州门外；独乐闸，在城东南白墓子冈之东；赤仓闸在城东南赤仓保之西；万龙闸在城东南赤仓保之南。以上诸闸，俱为蔡河而设，元末废坏。洪武初重修，二十四年（1391年），黄河南徙，蔡河及闸皆为淤塞，不复可见矣。”

四、“门”背后的古代城门遗址

近年来的大量考古勘探发掘表明，开封城下共埋有六座城池：战国时期魏大梁城、唐汴州城、五代及北宋时期的东京城、金汴京城、明开封城和清开封城。这六座城池叠压在一起，地层自下而上所对应的朝代是由早到晚。除魏大梁城的位置与今开封城的位置略有偏差外，其他时期的城址与今开封城的城址大体吻合。拿城墙对比最有说服力：有的朝代的城墙和今开封城墙完全重叠，有的朝代城垣的四边和今开封城墙的四边两两平行，各朝代城墙层层套叠。这就是举世罕见的“城摞城”现象。相应的，历代开封城的城门，其名称、位置也大体一致。

“曹门、宋门、大梁门”：今开封城的轮廓和框架源于唐代修建的汴州城。唐之后，历代的开封城均是在前代开封城的基础上，经改造扩建而成，“东京，唐之汴州，梁建为东都，后唐罢之，晋复为东京，国朝因其名。旧城周回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即唐汴州城，建中初，节度使李勉筑，国朝以来号曰阙城，亦曰里城。”今开封城的格局较唐汴州城未发生质的变化，甚至其部分城门名称也沿袭1200余年前的唐代，例如，今开封东城墙上的宋门、曹门，西城墙上的大梁门，这些名称就源自唐代的汴州城。

考古发现可印证一些文献记载。2000年5月，开封市文物工作队对大梁门内侧北面紧邻城门的一段城墙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修筑年代不同、修筑方法和形制也各不相同的三层古马道遗址。三层古马道叠压在一起，宛如“叠罗汉”，真切地展示了“门摞门”的奇特景观，为开封“城摞城”现象的研究增添了确凿的证据。

“南正门”：位于开封新城区市政府对面、夷山大街西侧。村名源于北宋东京城外城上的新郑门遗址。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东都外城方圆四十余里······西城一边，其门有四：从南曰新郑门；次曰西水门，汴河上水门也；次曰万胜门；又次曰固子门；又次曰西北水门，乃金水河水门也。”东京外城“其高际天、坚壮雄伟”。新郑门，后周时称迎秋门。北宋初沿用后周旧名，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改为顺天门。因其西道路直通郑州，本身又与内城西墙上的郑门相对，故俗称新郑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封宋城考古队对宋东京外城遗址展开了田野调查，在“南正门"村北侧发现了新郑门遗址。2007一2012年，开封市文物工作队对新郑门遗址进行了复探，弄清了其准确位置和形制：门址为长方形瓮城，南北长约160米，东西宽约100米，瓮城墙体为夯土墙体，仅在城门和瓮门处留有包砖痕迹。瓮墙残宽约20米，残高4—9米，墙体底部距地表约10.5米，城门和瓮门东西相向，分别开在瓮城东、西墙的正中，均宽约30米。新郑门遗址是目前已发现的外城诸门遗址中保存较完好的一处。自2012年起，开封市文物工作队对其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目前，一期发掘任务已经完成，二期发掘正在有序进行。待发掘工作完成后，开封市拟在此规划建设新郑门遗址博物馆，以弘扬大宋文化。

“北正门”：“南正门”村无疑系因位于新郑门遗址南侧而得名。原先，新郑门遗址北侧还有一村庄名叫“北正门”，该村在上世纪90年代开封大学老校区建设过程中被拆迁，后政府在该校区南门对面规划建设了“北正门新区”。至于两村为何称“南正门、北正门”而不称“南郑门、北郑门”，不外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千年相传过程中的变异，人们误将“郑”传为“正”。二是在外城的所有城门中，“唯南熏门、新郑门、新宋门、封丘门，皆直门两重，盖此系四正门，皆留御路故也”。以“正”命名，目的是强调其系出自“正门”。

“固门”：开封市金明区西郊乡有一村庄名曰“固门"。原先，村中有一条东西向的公路，公路将该村一分为二，路南称前固门，路北称后固门。村名源于北宋东京外城的固子门遗址。关于固子门的位置，除《东京梦华录》有载之外，明陈所蕴《增建敌楼碑记》也有载。《增建敌楼碑记》曰：“其门尚有存宋时之名一一固子门本金耀门。”固子门这一名称应源于该门附近的“固子桥"。欧阳修《归田录》中有：“······饮于固子桥，然则以垒石为固而名其桥，因以名其门也”。至于“固子桥”，未见有明确的记载，仅和维《愚见纪忘》中有：“汴之外城，门名各有意义，如云郑门，以其通往郑州也；如云酸枣门，以其通往延津，即旧酸枣县也。其固子门，未知其义。近阅《宣和遗事》，内载上清宝篆宫成，浚壕，水深三丈，东则景龙门桥，西则天波门桥，二桥之下，垒石为固，引舟相通，而桥上人物往来不绝。”北宋时期，金耀门与内城北墙天波门、景龙门外的天波门桥和景龙门桥东西相对，且三者之间有一条东西向大道直通，故俗称金耀门为固子门。

2003年3月，在配合河南大学金明校区建设过程中，开封市文物工作队在该校区的东北部探明了固子门遗址：门址为长方形，南北长32米，东西宽19米。门址位置8一11米深度有大量碎砖、残瓦堆积，推测城门应为砖砌或墙体包砖，城门上还应有门楼建筑。门址以西还探明一瓮城，平面亦呈长方形，南北长79米，东西宽45米，瓮城拐角处为抹角，瓮墙宽约9米。瓮城有两个瓮门，一个位于南墙偏西处，另一个位于西墙偏北处，它们也均呈长方形。在瓮圈内还发现了两条道路遗迹，路土层距地表约11米，层厚0.2~0.3米，它们是连接城门与两瓮门的通道另外，在瓮圈的西南部还发现一处火塘或地炕遗迹，推测应是当年守卫固子门的军队所留。

“杨正门”：位于开封市中心东南约5公里处，省道327南侧。村名源于村庄北侧的古汴河遗址。“杨正门”原名“扬州门”。《汴京遗迹志》记载，明初曾在开封外城东南隅新开一城门，门外大道直向东南。该门邻近外城东墙上著名的汴河东水门。因唐、宋时期汴河漕运可直通扬州等地，故这一新开的城门被命名为“扬州门”。后在城门附近形成一村庄，该村庄亦以此为名。1938年侵华日军曾驻扎于此村，侵略者强迫村民东迁至今址。村名也慢慢演变成今天的“杨正门”。

五、带“坟、岗”等字的地名背后的古代墓葬

开封位于黄河冲积大平原的东部，沃野千里，地势低洼，土地潮湿。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不仅生前择“岗、台、丘”而居，还安排死后于高处埋葬。今开封地区的古墓葬大多位于以“岗”命名的村庄附近，亦有部分古墓葬附近的村庄直接以“**坟”来称呼。

“许村岗”：位于开封市杞县辖区的最南端，东与商丘市太康县为邻，南距古涡河约8公里。据考证，此地在汉代属于淮阳国的阳夏县境。该村东北隅原有四座高大土冢，当地人称之为“冢子”。1996年11月至次年5月，开封市文物工作队在杞县文管所的配合下，对四座土冢中最大的一座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出墓道、墓室，出土了一批玉器、铁器、青铜器及精美的漆器等随葬品。据《太康县志·人物志》所引《水经注》云：“涡河之北，有汉温令许续、许香墓碑。许续，字嗣公，陈国（今河南淮阳）人，举贤良，拜仪郎，迁温令。延熹中（158一167年）立碑。许香，陈国阳夏人，东汉灵帝中平二年（185年）立碑。”据此推测，这四座土冢所在地应为汉代许续、许香家族墓地。考古发掘的那座墓是一个典型的木椁墓，其规模之大，在所发掘的豫东乃至整个中原地区的汉墓中实属罕见，颇具学术研究价值。

“刘坟”：位于今开封新区第二大街和第三大街之间的安康路北侧。有可能因开封新区的开发建设而被拆迁。“刘坟”村东部有清代刘昌墓，村庄即以此墓而得名。刘昌，字瀛洲，祥符县人，明天启五年（1625年）进士，明代官至吏部给事中。清建立后，刘昌降清。刘昌是降清的汉臣中的代表人物之一，累官至刑部尚书，后为少傅兼太子太傅，告老还乡后居开封卒于清康熙九年（1670年），赐谥“勤僖”葬于开封西郊刘坟村。经考古调查，刘昌墓墓冢早已被淤埋于地下，墓室惨遭盗掘。墓室前有南北向神道一条，亦被淤埋于地下数米深处，神道两侧仅存石望柱、石马、石人等石像生三对，顶端部分露出地表，保存基本完好。刘昌墓是今开封地区少见的大型清代早期官员墓，对研究开封地区的墓葬形制和丧葬风俗具有较高价值，于2008年6月被开封市人民政府列人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今开封地区古墓葬附近以“岗”“坟”等命名的村庄还有很多。如杞县西寨乡黄土岗村周围有秦汉时期的古墓群，杞县官庄乡江陵岗村村边有南朝的江淹墓，顺河区土柏岗乡岗西村东南有岗西汉墓群，等等；另如开封城南的孟坟、开封城东的王坟等，其村庄附近亦均有不同历史时期的古墓葬。

六、结语

传统地名中往往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通过对特定地区传统地名的考证，来解读其背后的考古学文化信息，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熟悉和记忆地名，还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个地区的历史及其社会发展的进程。

当今，随着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进步，人们对地名的文化内涵越来越重视。但是，在如何正确看待传统地名问题上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有些地方因盲目追求地名的“高大上”而误人歧途。近年来，国内不断出现地名之争。另外，有些人主张更改部分传统地名。比如，有人认为“开封”不如“汴梁、东京”叫着响亮，“驻马店”没有“汝南”听着高雅，等等。殊不知，一些听起来“老土”的地名，其背后往往隐藏着悠久的历史；而一些所谓“高大上"的名称，反倒华而不实，甚至会破坏、割断文化的传承。显然，有些改名建议和举动是不可取的。在给那些新建立的村落和街区命名时应先考察历史、追本溯源，做到传承有序，力求通过地名传递该地区准确的历史文化信息。在今开封新的行政区划和部分街道的命名中，就不乏正反两个方面的例子：将开封县调整为祥符区（“祥符”一词源于北宋真宗时期的“天书”《大中祥符》）；将开封郊区更名为金明区（“金明”一词源于北宋时期的皇家园林金明池。前些年在开封郊区发现了金明池遗址），把新建设的广场称作金明广场，把新开通的大道称作金明大道——“祥符、金明”这些名称不仅高雅大气，也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相反，今开封市区夷山大街、宋城路、魏都路等道路的命名均不太合适。夷山大街下面正好是宋东京外城遗址，故它才应取名为宋城路；解放大道毗邻夷山遗址（在今铁塔公园内），故它才应取名为夷山大街；魏都路不应在今开封城区的南部，而应在城区北部，现东京大道或复兴大道中的一个应取名为魏都路，因为魏都大梁城遗址就位于今开封城区偏西北方向。

开封地区一些传统村名、地名的由来，反映出古城开封历史的悠久、文化的灿烂。本文通过对开封地区传统地名中蕴涵的重要考古学信息进行考释，初步揭示了不同类别地名的称谓特点和不同性质的古文化遗址间的对应关系，归纳总结出了一些规律。我们应按照“合理怀疑，大胆推测、查阅文献，经验判读、考古验证”的步骤进行考古探索和研究。对待传统的村名或地名也应如此，这样有望找到更多的重要遗址。期望本研究能给广大考古工作者带来一些启示。

文章作者：刘春迎

文章来源：《开封大学学报》2017年 第1期

选稿：何铂羽

编辑：刘言

校对：罗舒平

审订：洪珊

责编：罗舒平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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