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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格拉底怎么死的：苏格拉底是献身真理的哲学烈士，死于雅典民主这种多数人的暴政

苏格拉底于公元前469年出生于雅典一个普通公民的家庭，父亲是雕刻匠，母亲是助产妇。他最初继承父业，从事雕刻石像工作，后来研究宇宙的宏观世界和人的微观世界，开辟了伦理哲学领域，使哲学“从天上回到了人间”，在哲学史上具有伟大意义，被后人广泛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

苏格拉底其貌不扬，扁平脸，狮子鼻，嘴唇肥厚；着装随便，衣服破旧，甚至可以用褴褛来形容；举止怪异，喜好赤脚行走，与人说话常偏低着头，像一头公牛。他倾心于哲学，不屑于挣钱，颇不受妻子桑蒂普待见，在家遭到唾骂是家常便饭，但丑夫悍妇却始终不离不弃，相伴到老。

苏格拉底通常只做两件事：沉思与辩论。他时常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随便遇到什么人，不管是将军，还是乞丐，都要与他们对话、辩论。他不时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忘记时间，忘记尘世的一切。有一天清晨，他走到街上想起一个问题，便伫立在街头沉思默想，直到翌日天亮，他才向太阳做了祈祷挪步走开。这期间无数过往的行人投来惊奇的目光，天黑之后，有几个好奇者，索性搬来铺盖睡在露天，以便守候着他，看他究竟能站到何时。

苏格拉底以其哲学智慧赢得了大量粉丝，身边常聚集着各色人等，他们来自社会各阶层，包括一文不名的乞丐、一字不识的文盲，也包括官员、富家子弟以及后来被称为欧洲哲学三杰之一的柏拉图等人。

古希腊政体特有的自由意识，为推动辩论术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善于辩论成为当时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技艺，于是出现了一种新兴职业，即传授年轻人辩论技巧的教师阶层，这就是“诡辩家”。他们不仅教授年轻人演说辩论的口才、仪表、举止、气质，以及演说辩论的形式、说理的方法、调动听众情绪的技巧等，也教授年轻人如何兜售神谕、利用占卜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搞臭政治对手，取得权力上位。苏格拉底因为毫不留情地揭露错误的辩论术，以及自己的真言智语为当时主流的思想意识所不容，而遭到过激民主派和诡辩家的嫉恨。

在雅典恢复奴隶主民主制后，苏格拉底被控不信奉本邦的神灵并且蛊惑青年的罪名，雅典陪审法庭通过公民投票的方式对他定罪量刑，第一次投票以280对220票判定他有罪，第二次投票以360票对140票判处他死刑。当时在雅典，死刑犯并非真的都会死，他们至少有三条生路：缴纳罚金赎罪、请求陪审团宽恕、自请流放。苏格拉底讲课拒收学费，他厌恶金钱，所以他没钱；苏格拉底拒绝忏悔以求宽恕，因为他“只服从真理和法律，决不为苟活而奴颜婢膝”；苏格拉底赞同“恶法亦法”，认为可以修正法律，却不能拒绝遵守法律，为了维护雅典法律的尊严，他拒绝了朋友和学生要他乞求赦免和外出逃亡的建议，最后饮鸩而死。

其实，苏格拉底被控的两项罪名并不成立。对于不信城邦神的指控，苏格拉底做出了机智的申辩，让诬告人出尽洋相，而且他的学生色诺芬也指证，苏格拉底确实信奉城邦的神，“他常常在家献祭，也常常在城邦的公共祭坛献祭，这是人们有目共睹的”。

对于蛊惑毒害青年的指控，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苏格拉底出生于伯利克利时代，亲眼见证了雅典盛世的辉煌。不幸的是，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于公元前431年挑起了对以雅典为首的提落同盟的战争。这场战争断断续续打了27年，最终以雅典失败而告终。战后，斯巴达扶持了一个傀儡政府，指定三十人的委员会接管雅典。这三十人巧取豪夺，横征暴敛，倒行逆施，大搞恐怖统治，被称为三十僭主。民众后来发动起义，推翻了三十僭主的寡头统治。少数僭主被处死，其余的被流放，追随者被赦免。

三十僭主中有两个核心人物，一个是柏拉图的亲舅，一个是柏拉图的堂舅，他俩也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这种关系很容易使人产生联想，甚至造成错觉：苏格拉底是在培养叛国者和坏人。僭主不得人心，也是人们迁怒于苏格拉底，故而指控他犯有双重罪行。

对此，苏格拉底进行了申辩，认为指控他毒害青年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利用两位僭主证明他败坏青年没有任何道理。其实，两位僭主心里并不喜欢苏格拉底，当初跟他学习，只是为了虚荣和出人头地。况且他们与苏格拉底交往时，“借助于苏格拉底的榜样，他们是能够控制住不道德倾向的”，离开苏格拉底之后，他们蜕化堕落了，这难道是苏格拉底的过错吗？

苏格拉底为“社会精英”所不容并被判处死刑的深层次原因，是源于苏格拉底作为一个思想家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尤其是触及了希腊的民主政体。

在古希腊，原始社会后期军事民主制的背景、奥运会的竞争、平民废除贵族特权的斗争、政治集团内部的博弈、商品经济的发展、海上贸易的扩大、吸引移民以增强社团或城邦实力的政策、城邦联盟的共同利益诉求、古典文化的繁荣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的自由发展，并导致了民主政治的建立。

同样，希腊各邦外争内乱的终极原因，也是城邦作为一种政治形式已不能适应公民在精神、社会、经济方面的需要。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接近尾声之际，在雅典，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就同知识上的开明自由发生了冲突。苏格拉底在答辩中控诉道：“一个真正要为道义斗争的人，如果他想哪怕多活几天，他也必须过隐逸的私人生活，切勿涉足政治。”苏格拉底被处死，表明雅典民主制度与知识上的开明自由的分歧已无法挽回。

苏格拉底对当时雅典民主政治的弊端洞若观火，他反对民主成为多数人的暴政。在当时雅典，政治上的显赫，对于任何高级官员尤其是领袖人物而言都是非常危险的，甚至对一个议事会成员也是如此。几乎所有人都默认人民绝不会犯错误，人民做出的决策、制定的法律、采取的措施都是正确的，如果出现差错和失败，责任就只能落在执政者身上了。

雅典在阿吉努萨战役中，有13艘船沉没，12艘受损不能使用，而伯罗奔尼撒舰队则有75艘船沉没，溃败而逃。雅典军队虽然取得了胜利，但雅典军队战死和船只受暴风雨袭击死亡的人数达到了5000人。这5000人绝大多数死于飓风造成的滔天恶浪，当时的气象预测和航海技术不发达，军事指挥官对此也无能为力。在海战中，遭受飓风袭击而导致严重损失的事件并不鲜见。比如，公元前492年，波斯正式向希腊宣战，波斯舰队成功夺回了波斯在希腊北部的统治权，征服了色雷斯、撒所思和马其顿，但在经过阿索斯海角时，遭到飓风袭击，三百艘战舰沉入大海，损失极为惨重。再如，波斯海军与希腊海军在萨拉米斯海湾的战斗，波斯舰队刚要完成包围萨拉米斯海湾时，遇到了两次飓风，狂暴的飓风粉碎了波斯600艘战舰。虽然波斯舰队还是完成了对希腊舰队的合围，但一半的兵力已经不战而亡。

但是，阿吉努萨战役之后，雅典城邦议事会却以指挥失策和其他罪名为由，决定逮捕参加战役指挥的将军们，并交付人民大会审判。在人山人海的人民大会场开会，并被狂热、偏激和假公济私的行为所蒙蔽和控制的雅典人民，把法律抛到了九霄云外，六位将军被投票表决集体处死，并且当场执行了。唯独担任陪审官的苏格拉底持反对意见。他提出，法庭的做法违反了审判程序，应该遵守司法惯例，单独审理和判决。不过，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苏格拉底的反对意见未能奏效。战争的恐怖和失败的可能性已经败坏了雅典公民的理性正直品质，并使他们的心变得冷酷无情了。后来他们又后悔所做的一切，制定了一些法律惩处那些欺骗他们的人。雅典由于这些优秀指挥官被处决，导致次年在与斯巴达的决战中彻底失败，雅典被迫向斯巴达投降。

苏格拉底反对缺少法治保障的民主决策，也主张任用贤能之士主政。苏格拉底最担心的的是，公民大会成为独裁者的暴力工具，它使独裁者的暴力思想通过公民大会成为现实，而自己又摆脱了责任，规避了法律风险。公元前429年，雅典属国米蒂利尼发动政变，推翻了民主派政权，并宣布脱离雅典而独立。皮革商出身的主战派领袖克里昂的惩罚提议是，将米蒂利尼的成年男子全部处决，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公民大会竟然通过了此项决议，并派帕克斯率军队去执行。虽然，主和派领袖再次召开会议，设法取消了这项残暴不仁的决策，避免了一场血腥的大屠杀，但派去的军队还是将1000名叛乱者带回雅典，按照当时的法律，也是克里昂的意思，将他们全部杀死。雅典对内实行民主选举和民主决策，但是对希腊和地中海上许多城邦，即使这些城邦是雅典的盟友，也必须服从雅典的专横，不能进行民主决策。斯巴达也是这样。

亚里斯多德说：“人民在一切方面都是主人；所有行政都按人民大会的决议和法庭的判决行事，而人民在大会和法庭中是当家做主的。”但在这样一个直接由人民管理的政府中，有像伯里克利那样的品德才干、博学多能、深孚众望的政治领导者是极其重要的。伯里克利死后的人民大会，确因缺少伯里克利的权威性引导而常常做出错误的决定，民主派与寡头派更是在国家外争内乱中或失势或得势，循环杀戮。

苏格拉底反对非正义（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民主制。陶片（贝壳或树叶）放逐法，是比每年一度的卸任官员听审更为厉害的武器。雅典地狭人稀，只要掌握一定的军事力量就可能发动一次军事政变，而每次政变都会给雅典社会带来动荡或其他严重后果。执政者认为，最好把叛乱和暴动扼杀在萌芽之中，于是赋予雅典城邦公民一项特殊的权力，允许人民不经过司法程序，即可将任何认为对本邦不利的人放逐十年，以防患于未然。该法规定雅典每年可放逐一名政治家，人选由公民大会以陶片（贝壳）作为选票投票决定，无需任何罪行、证据，只要该政治家得票超过6000，即被流放于国外10年，但不丧失其财产；十年之内，被放逐者若回国，则不受法律保护，将其杀害亦不必负咎。

雅典陪审法庭以辩论引导舆论，以舆论左右投票，以投票主宰审判，忽视投票者的法律素养，忽略调查取证，以多数人的主观意愿决定客观事实。在雅典，每个满30周岁的男性公民都可以在民选法庭供职，审判官每年都会从有意愿参与的公民中抽签选出陪审员。被告人是否会表演很重要，法庭上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景：被告人声泪俱下地讲述自己的处境，因为赢得了法官的同情，结果他被无罪释放，或者以罚款的方式代替死刑。审判也是仓促的。法庭审理每个案件都只有一天时间，所以陪审团没有时间讨论，而是直接投票表决，一旦判处某人死刑，往往审判当日就会执行（苏格拉底之死是个特例）。因为雅典人认为，把钱花在修建监狱和管理犯人上实在不值得，故监禁是少见的刑罚。在雅典，公民审判员也是法官，全体审判官的决议是终局性的，也常常是毁灭性。民主法庭就是雅典的最高法院，一旦判决就不能再上诉。苏格拉底死于雅典民主制度，也能看出这种民主制度的粗劣。

苏格拉底是为真理献身的哲学烈士，反对过激和无序的民主，提倡法治和个体权利的保护，死于“越轨”的思想。苏格拉底离世后，雅典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转而去追究当初控诉苏格拉底的人的责任。一些人被流放，还有人被判处了死刑。两千多年后，苏格拉底被公开平反。2012年5月在雅典举办了模拟审判，当时深受经济危机困扰的希腊为了重申民主的理念和价值，重新对苏格拉底进行了审判，并且最终宣告他：无罪。

2、苏格拉底怎么死的，苏格拉底下场

苏格拉底为自己进行了辩护，诉说自己为什么孜孜不倦的探索知识，这是因为有一个“神”，类似克塞诺芬尼的思想之神在指导自己，否则，雅典已经在财富和虚荣的腐蚀下消亡殆尽，提醒人民不要沉溺在物欲横流的享乐中了。

苏格拉底并不认罪，反而认为自己有功于雅典人民。陪审团认为苏格拉底太顽固，蔑视法庭，最后500人组成的陪审团以364票通过判处苏格拉底死刑。在当时已经变了味道的雅典政府看来，苏格拉底是非死不可的。原因在于苏格拉底不利于雅典新式民主。

苏格拉底登上法庭时雅典已经不再是黄金时代，战争的失败，寡头政治的崛起。为当时的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不安，血腥和暴虐让有着哲学沉思的苏格拉底痛心疾首，他想去唤醒雅典昏睡着的文明。随着时间的流逝，雅典的民主已经失去了精髓，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了反面。苏格拉底认为政治不是所有人民可以参与和理解的，应该由知之者统治，不知者只需听命。在这个病入膏肓的雅典民主政治下，苏格拉底的主张“刺伤”了“新启的民主”，故成为了雅典政府的敌人。

苏格拉底被囚禁期间，他的学生来看他，并极力劝他逃走。但他不接受学生的建议，也不会赎罪。“我一生都享受了法律的利益，我不能在晚年做不忠于法律的事，服从法律是每个公民的天职，尽管法律也有不对的地方，但作为一个好公民，我，必须去死!”

苏格拉底用自己的行动来实践和对正义的维护，无论用什么手段来苟且偷生，都是对邪恶的屈服，都是苟且和背叛，这是苏格拉底绝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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